我初至陕北余家沟插队时，我们村穷。二十几户人家，无一桌，无一椅。乡亲们认为：“学生娃娃要写字的。”于是生产队讨论，决定给我们做一桌、一椅。雇来个串乡木匠，做了几日，成就一桌子。我印象中，除桌面平展外，那桌子到处是曲线，竟很精致。后来，每晚生产队记工分，都围绕那桌进行，至我回京。十年间，别无他
那桌，我们还曾用于吃饭，把熬好的菜放在桌中，找来各种坐具，围绕着它。这使乡亲们大为意外。全村人来参观。有见过世面者解说：“城里人吃饭都不上炕。”以后，我们习得在炕上盘腿而食，那桌便越发没用了。
乡亲们都坐在炕上吃饭。但没炕桌。发挥桌子功能的，是个“盘子”。陕北所说的“盘子”，是指用途相当于小炕桌的长方形木制盘子。至于圆形菜盘，统称“碟子”。这种木盘，常规为长一尺八寸、宽一尺二寸左右，四周边沿高约寸许，红漆彩绘或无彩绘。饭前，男人或加客人――如我们，早早上炕，盘腿坐定羊毛毡上，尽情拉话，不理会炕下婆姨忙碌。
陕北山沟里见人少，来位客，庄户人必得好招待。家里再没有，也要挣“好门户”的名声。收工回来，来不及炸糕蒸馍压凉粉，白面又太过珍稀，于是，荞面??或杂面便是主力了。那擀杂面，我始终认为是陕北女人的真功夫。那时候，窑洞里最醒目的设备便是那石板锅台，黑亮黑亮，在窑里面积中占了很大比例。杂面便要在那上面擀。女人们擀动那卷起面的擀面杖，“嗵嗵嗵”、“嗵嗵嗵”地将锅台砸得山响，节奏极强。擀开的面，直径要超过擀面杖的长度时，便将那大面片折叠起来擀，直到那面成纸张般薄厚，摊开来，面积少说三平方米。
该煮面条了，那婆姨便将木盘双手恭敬端置炕中席上――如果弯腰抬臂，便似“举案齐眉”――供男人们食用。盘内放着几个小碟小碗，分装有葱、盐、芝麻盐、辣椒面、腌韭菜、自制西红柿酱等，用做佐料。筷子、小勺也在里面。木盘外炕席上，放一大盆“臊子”。那婆姨将煮起的面条分捞在一只只碗中，都浇上“臊子”，放在木盘中。这“臊子”是将洋芋、胡萝卜切成小丁，油炒再水煮而成。丁是丁，汤是汤，却香。这东西跟意大利面（spa?hetti），拌面调味的sauce（今译“沙司”）音同义通，应该是同一个词。安排妥当，婆姨及其男人便对客人道：“则吃。则吃。”说些古代语言。
人们端碗，盘腿而食。吃完一碗，主人劝说“倒上吃。”每人便将木盘中浇好臊子的面，倒一碗在自己手里的空碗中，再吃完则再倒。尚未吃饱，客人可将空碗放木盘中，将筷子放在碗上，表示肚子还有战斗力，婆姨会忙忙地拉风箱，接着下面条。饱了，则将筷子平放木盘内，以示库容有限。这时，主人便说：“不吃了？”而不再劝客。否则，这西北高原上的窑洞主人会像东北人劝酒那样，热情地让你一碗再一碗地吃下去，吃得你暗自叫苦。
木盘是用餐必不可少之物。吃面条是在木盘中摆面碗，臊子放炕席上。吃黄米饭，则是将一盆儿洋芋酸菜置木盘中，大盆米饭放盘外炕席上。即使喝米酒，也是酒碗在木盘中，酒盆儿在席上。
插队时，年少不知世事，视那木盘如无物。今日想来，惊讶不已。
那盘，最迟二千年前已有。
长沙出土的西汉长方形漆盘，其形其状其用途，与我们村的木盘一模一样。那会儿，怕是贵族使漆器、百姓用木器吧。
先秦时期，贵族行盥沃之礼之时，以?浇水，盘承弃水，盘是礼器。其另一用途在陕北古今没变，就是盛放食具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三年云：“乃馈盘飧，?璧焉。公子受飧返璧。”说的便是这“盘”。陕北用的“盘子”――也就是木盘，和“案”一样，是最古老的家具，远出现在桌椅板凳之前很久。以“案”为“餐桌”，已有四千五百年历史（王仁湘著：《饮食与中国文化》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，第284页）。出土战国时“案”之形状，跟今天的陕北木盘相同，有四围边沿，只是添加矮足而已。《说文》：“案，几属也。”清代段玉裁注：“许云几属，则有足明矣。今之上食木盘近似，惟无足耳。”《说文》还有：“?，承?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盘引申之义为凡承受者之称。”西汉时有个识字本儿《急就篇》，内有盘、案二字，唐代陕西人颜师古注：“无足曰盘，有足曰案，所以陈举食也。”说盘、案用途一致，都是放置和端送食物的。
“举案齐眉”的成语，源自《后汉书》所记东汉事迹。说陕西咸阳妇女孟光，敬重丈夫，为其端饭――就是婆姨给男人端饭――不敢仰视，把头低至眉毛与手中木案水平。所说之案，用如今日陕北木盘，如果有长腿儿，不可能端用。《汉书・外戚传》中则记有西汉时陕西事：“许后朝皇太后，亲奉案上食。”《史记・田叔列传》也有：“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，礼甚恭。”这些“案”，都是用于端放食物的矮脚木托盘。
这几本书记载的案，都与礼敬有关，因为，案曾作为官制所规定的内容，是礼的组成部分。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的《周礼・考工记》中曾记载：“案十有二寸。”元《说郛・训学斋规》引朱熹的话说：“凡饮食，举匙必置箸，举箸必置匙。食已，则置匙箸于案。”今天，陕北人吃完饭，仍然必须把勺子筷子放在木盘里。这规矩，竟是遵行八百多年前的朱子教诲。
由于食物总是置于盘案之中，咱们的语言里便有了通指饮食、饭菜的词“盘飧”、“盘馔”。如《左传》里有那个“乃馈盘飧”。读杜甫诗，其《客至》有“盘飧市远无兼味，樽酒家贫只旧醅”。韩愈《送刘师服》诗中，则有“草草具盘馔，不待酒献酬”。所云都是盘案中饭菜。
宋释普济的《五灯会元》卷八《圆通缘德禅师》里有句“只是移盘吃饭汉”，说的是端移置有食物的木盘。而宋代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则记载了上炕吃饭：“共食则于炕上，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，人置稗饭一?，加匕其上。”沈括在延安守边、跟西夏打仗时，始创木地图，最初便是在盘案上用面糊木屑塑山川形状，成就沙盘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二十五记载：“予奉使按边，始为木图，写其山川道路。其初遍履山川，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。未几寒冻，木屑不可为，又熔蜡为之。皆欲其轻，易赍?也。至官所，则以木刻上之。上召辅臣同观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，藏于内府。”
今日所见古代的画像砖、石及坟墓壁画，有当时富人吃饭场面。人盘坐于片状物上，面临案或盘，盘案之外，置大盆食物。观看这用餐形式，我瞠目结舌：跟我插队时陕北乡亲吃饭场面一样，只是有踞于地面和坐在炕上的区别。今人所坐片状物，是毡，毡下有席。古人所坐，史家都说是席。对此我有所怀疑，觉得那是席上之毡。无毡而踞，屁股冰凉。秦岭以南，尚可凑合；秦岭以北，很难想象。《周礼》中，已记载有以毡为床了，汉代人何不坐之？坐在毡上，屁股不凉，何况可能是在没有热炕的情况下。如果真不坐，我想原因只能有三：一，那被盘坐之物是榻榻米，单块使用；二，将宴会场地盘成巨炕，猛烧；三，人类进化至汉朝时，屁股耐寒。
画面上的片状物，太薄，不会是榻榻米。这是一。若说古代有炕其大无比，我个人不敢想象。这是二。那么，只能持“耐寒”说了？《晋书》里记，西晋愍怀太子，怒舍人杜锡劝他修德进善、远于谗谤，让人把针放在杜锡常坐的毡里，刺之屁股流血，以报复其尽忠劝谏。书虽为唐人撰写，但资料是晋时所传，可以为据。汉至三国两晋，有钱人喜住干阑式房屋，木地板，席铺于地。那杜锡负责传宣乃至起草诏命，当住在第宅宫室里，有木地板，有席，甚至可能有木床，还要铺毡，显然是屁股怕凉。否则，他大可免于针刺。此针毡事件发生于洛阳一带，距汉亡仅几十年。虽然二千年前，河南人美术水平不如四川，不认真记录所坐之物，但北方人坐毡，应为确实。由此我想，“耐寒”说也很可疑。这里是顺便提到：毡是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不小心，历史把它给忘了。
总而言之，陕北的吃饭方式十分古老。华夏很多地方，自中晚唐、五代以来，已因高桌坐椅流行，吃饭的坐姿渐由屈腿改为垂脚。北方却仍喜盘坐暖炕，这一点，从宋时范成大诗句“稳作被炉如卧炕，厚裁棉旋胜披毡”中，和《大金国志》“妇家无小大皆坐炕上”的记载等等，可以看出。直至“文革”时，北京城里还有睡热炕的居民。但自明代，案脚伸长、无围绕边沿的炕桌，已似雨后春笋，遍及祖国大地。唯陕北穷乡，不单没发展起高桌大椅，连炕桌也不曾产生。
陕北并非没有过矮脚之案。绥德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，便有富人临案而踞的形象，甚至有餐叉。可是，高桌坐椅在唐代已经出现，炕桌在明代已经普及，在闭塞的陕北，除少数规模惊人的窑洞庄园外，世世代代的受苦人却连案脚也没发展起来，终是木盘，直到20世纪末期。这显然与贫穷有关。我在村里时，乡亲们家里的木制家具，无非是一个米柜、两只箱子。家具都彩绘、写对子，是串乡画匠的作品。有只箱子上写的是：“摇钱树儿人人爱，祖祖辈辈大发财。”很直率地表达理想。生活更困苦人家，连这样的家具，也一概没有。唯一不能没有的木制家具，就是那一尺多的木盘。
汉代时候，“盘案”一词还代指祭品。《后汉书・循吏列传》记载，公元105年官员王涣不幸病逝：“涣丧西归，道经弘农，民庶皆设盘案于路。吏问其故，咸言平常持米到洛，为卒司所钞，恒亡其半。自王君在事，不见侵枉，故来报恩。”那盘案，便是平日盛食物、此时供祭品的木盘。“盘案”之所以可代指祭品，只因祭品也是食物，也置盘案中。至今，陕北乡间，木盘的另一重要用途，便是丧葬时，用以端送祭品。村上的人死了，奠送中有重要仪式曰“侑食”，巫师托举木盘，游走端送祭品，用这样的方法寄托哀思。
至今，21世纪，炕桌终于在陕北乡间逐渐普及――比历史上炕桌的普及年代晚了500年；而高腿餐桌在山沟窑洞家庭仍很少见――历史上高桌的出现年代已逾千年。
历尽苦难的陕北，有过若干次历史民族的迁徙和他们的政权统治。其间战争无数，竟有长达一世纪者。直到我去插队之前一百年，战乱还曾使我们那数十里深山沟阒无一人，荒冢不辨，古窑残壁，血迹斑斑。而今居住近两千人，竟无一户为百年前居民。几千年来，不同的民族自西、自北而来，或尸横山野，饮马而过，或落地生根，融入汉族。我们村乡亲中，就有深目高鼻、全脸胡须、毛发悉卷曲者。乡亲们传承至今的生活习俗，不知是祖上民族的痕迹，还是汉族文化的熏陶。故而，他们何时始用木盘，何以“举案齐眉”至今，似已不可考。唯觉甚古远，如此而已。
（本文编辑：李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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